中医：从存废之争到养生大热

　　晚清时期上海的中药店。

　　1946年，人们在上海一间中药房买药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解放军某部医疗队和驻地赤脚医生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，自己动手制作中药。

　　佛山医院的白内障手术，优势独特，西医渐入人心。（选自《旧日影像——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》）

辛亥之前，中医已有数千年历史。清朝，西医进入中国，与中医渐成对立之势。民国期间，西医借“科学”名义，排挤中医，并在1929年通过行政手段“废止中医”，中医经抗争幸免。建国后，西医延续强势，而中医则借“赤脚医生”在广大农村遍地开花。改革开放后，随着人们养生保健理念的兴起，中医再次火爆，一时鱼龙混杂……

康熙年间

中西医首次交锋

中医的理论、符号，都与一些神奇的传说有关。《黄帝内经》托名为轩辕黄帝之作，以黄帝、岐伯、雷公对话的形式阐述病理。另一经典《神农本草经》托名为神农氏之作，传说他曾尝遍百草找寻良药，据说神农就是炎帝。

中医称自己“悬壶济世”，《后汉书·费长房传》载，“市中有老翁卖药，悬一壶于肆头，及市罢，辄跳入壶中”，古代称葫芦为“壶”，而葫芦是传说中神仙盛放丹药之所。

中西医首次交锋出现在公元1693年：康熙患疟疾，服御医药无效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献上金鸡纳，康熙服后速愈，金鸡纳被尊为“圣药”。实际上“金鸡纳树皮”本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，1632年左右从新大陆引入西班牙，最终呈奉给康熙。此时中西医尚无本质区别。

1820年，法国的化学家皮埃尔·佩尔蒂埃与约瑟夫·卡文图从“金鸡纳树皮”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；1880年外科医生阿方斯·拉韦兰在阿尔及利亚用显微镜观察到疟疾病人血液的疟原虫。原始的“金鸡纳树皮”就此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。而中医，虽然出现了王清任这样的个体（他在1830年刊行《医林改错》，发现了主动脉、胰脏及横膈膜等，纠正了“肺中有24孔”等错误论断），但大部分人仍以尊奉经典为主。

西方麻醉药与消毒剂的发明，令大型的外科手术变成常态，中医则还在感叹善做手术的华佗“青囊书”的失传。

上世纪初

中医学被贬为“不科学”

19世纪末，西医由沿海到内地，由设立诊所到建医院，由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，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。在广东，有人试图把中西医加以汇通。如广东南海县人朱沛文，他1892年编撰了《中西脏腑图像合纂》。但这种“汇通”没能成功。

广东还诞生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医学校和医院——光华医学校，附设光华医院。

1908年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亡故，作为传统中医象征的太医院因而获咎。之后，西医被纳入国家系统，西医作为“新学”重要科目纳入新教育体制，西医队伍迅速扩大。

1912年，中华民国建立，当时全国各地霍乱、鼠疫、天花、黑热病、白喉、猩红热、疟疾、结核或寄生虫病等非常猖獗。学者们高喊民主与科学，中医学被贬为“不科学”。

1916年，余岩(余云岫)撰写《灵素商兑》，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。

1925年，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，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。此后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，称自己是新医，掀起“新旧之争”；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，称西医为西医，将中西医之争视为“中西之争”。

1926年3月16日，协和医院医生刘瑞恒为尿血的梁启超切除了右肾，右肾无病变，梁启超仍然尿血，当时社会人士都认为割错了肾并以此抨击西医。梁启超本人却撰文替协和医院辩解：“割治后10天，精神已经如常，现在越发健实了……”1929年1月19日，梁溘然长逝。多年后梁思成得到其父早逝真相：护士用碘标错了手术位置，将健康肾脏切除了……有专家推测，梁启超之前极力推崇西医，他怕真相影响西医、西学在中国的传播。

民国时期

中西医之争白热化